“课程设置模仿普通本科，以理论教学为主，缺乏职业本科应有的注重实践培养特色，很少有企业背景的老师参与授课，几乎没有前往企业实操的机会。”
文 / 巴九灵
从民办职业本科毕业一年后的小王已抛弃专业所学，成了武汉的一名夜班销售。
另一位从公办职业本科毕业的小张正惴惴不安地“二战”考公考编。
近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招本”计划，冲上热搜。
其动车组检修技术、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铁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招收45个本科生。
动车维修人员多为大专本科以上学历
据智联招聘：2024届高校毕业生的单位就业率为55.5%，其他主要为慢就业（19.1%）、自由职业（13.7%）、国内继续学习（6.5%）。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校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均超90%。
“本升专”现象，凸显了近些年高歌猛进的职业教育。尤其上半年，教育部新设32所职业本科院校，全国职业本科大学数量达87所。
为此，小巴和职业本科生、高职管理层及培训机构负责人聊了聊，获得些一线观察。
小王们的忧伤：
不仅仅是吃螃蟹的人
2020年，带着“赌”的成分，希冀掌握一门在经济趋缓下混饭吃的手艺，小王成了全国首批职业本科学校——中部省份一家民办职业本科学校的学生，学的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当时就想着过本科线没有太多，高中老师也推荐，说万一能成为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小王对小巴说道。
类似心理不少见。“刚开始填志愿不懂，只知道是公办，我的分数也不是很高。”2021年进入北方二线城市一所公办职本的小张对小巴回忆当初的选择。
结果四年过后，均不及预期或者难言收获。“不像第一批吃螃蟹的，有点像小白鼠。”小王不安道。
从大二下学期开始，他开始意识到“职业本科”仍然停留在口号层面，难以落实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之中：
课程设置模仿普通本科，以理论教学为主，缺乏职业本科应有的注重实践培养特色，很少有企业背景的老师参与授课，几乎没有前往企业实操的机会。
小张坦言“学校比较重视，宿舍跟专科分开，专门遴选各科优秀老师，老师都比较负责”，但同样认为教学特点还是老一套，“就是讲理论，刚开始改变，或者说没有改变”。
当然，存在一些例外情况。比如，小张介绍了一个自驱力强的同学：从大一开始，他就加入一个工作室做设计建模，跟老师搞比赛、向学长学经验，成了优秀毕业生，去了北京研究单位。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的参赛学生
但总体来说，如小张、小王等多数普通学生对所学专业的兴趣并没有被成功“召唤”，且在现实的就业环境中进一步感受职本学历的逼仄——比如，央国企、考公考编单位及私企普遍认可度均偏低，职业本科不如普本好用或需明显解释成本，于是很快将所学抛弃。
“现在很多单位报名条件里面没有针对职业本科专业的，代码不一样。如果较真就不行，心里不踏实。”小张说道。
而小王的同学们也大都转行了。
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职业本科也在摸索
小王、小张的境遇可能更多是个案，未必具有普遍性。
即便是对所学感到失望的小王看来，部分标杆学校仍值得仰望。
比如，2020年成为全国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的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2024年物理类投档最高分超过广东本科线158分的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据知名大学排行榜“软科中国”，在2025公办职业技术大学排名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分别排在全国第一名和第八名，以立德树人、办学定位、师资条件、培养条件、学生发展、服务社会等指标所统计的总分分别为451.4、230.9。
“职业教育发展时间还比较短，规划还没有特别清晰，更多时候都是边摸索边往前走。”河南经贸职业学院的一位二级学院院长对小巴指出。
在招聘会上了解岗位信息的毕业生
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职业本科明显分化，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一拥而上。
可进一步佐证的是，以纳入2025职业技术大学排名的37所公办职业技术大学来说，300—400分段的只有3家，200—300分段的有9家，100—200分段的有14家，100分以下为1家。
2025民办职业技术大学排名显示，200分段以上的仅有一家，100—200分段的有19家，100分以下为3家。
◎ 从其他角度而言，有民办与公办的分化，以及民办与公办内部的分化。
2019年5月，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首批15所职业本科学校，清一色为民办背景。2020年，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成为全国第一所公办职业本科，但该年其他五所院校均为民办。
2021年，公办职本才成为主力。11个学校中，公办占了9个。此后，公办职业本科完全成为主流，到今年，新批复学校均为公办职业本科。可见政策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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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职本很大程度起到了“探路先锋”的作用，上述小王的经历或可以看出这一历程并不尽如人意。但小张的经历同时也表明部分公办院校在职本建设方面，优势仍不明显。
◎ 其次，有经济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分化。
知名职教机构莱茵科斯特的产业人才研究院常务院长高萍对小巴提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职教水平整体发展更加突出。
比如：“广州的职业教育，立足于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岗位，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而且从内陆省份挖了很多好老师。”她说道。
此外，如“德企之乡”江苏太仓，2001年率先引入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目前吸引德资制造企业达550余家，累计利用德资超60亿美元，年工业产值超600亿元。
◎ 第三，有坚定改革与墨守成规的分化。
小王与小张所在的民办或公办职本或可算“墨守成规”，难凸显“职业本科”优势。
这类情况并不少见。“最普遍的想法是，我好不容易成本科了，整个课程体系就要跟本科对照。”一位行业资深人士透露。
她调研了今年一家排名靠前的新晋公办职本学校后说：“更多在普通本科基础上，再加强职业教育，在普通本科和高职的中间做融合。”
职业学院，学生在进行工业机器人实训
堵点何在？
校企合作、评价体系的传统束缚太深
从2019年以来的职教升本浪潮，拉拽起了整个职教网络的升级之路。
据小巴了解，河南经贸职业学院今年或将评上第二期“双高计划”（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相当于本科届“双一流”）推荐立项建设单位。本期遴选高职院校在60所左右，该校目前是河南省推荐立项单位。
“原来更多是荣誉，现在直接给经费。”该校一位二级学院院长对小巴说道。
与之相对应的是多年的努力：管理“半军事化”，教师与学生每天刷脸打卡，老师迟到1秒钟会被处分；注重产业融合，在二级学院罕见设置产业融合副院长，负责主动引进企业合作；注重就业匹配，遴选一批招聘条件为专科起点的企业，保障和丰富毕业生就业选择。
学生在智能制造柔性生产线实训
“现在很多职业学校老师学历水平很高，不少学校老师能招到博士甚至教授，此外，数控机床、机器人、计算机等实验室条件都非常好。”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也对小巴说道。
部分企业开始深入学校体制。2019年，莱茵科斯特承接了教育部推广德国先进职业教育的SGAVE项目，已与六七十家高职建立合作，提供人培方案、实训场地建设、教师培训、教材输出等服务。
——它们有十多年德国双元制职教培训经验，100多个企业工程师背景、均考取了德国AEVO资质（德国职教资质）的培训师，在全国建了14个基地。
但随着往深处迈进，这些一线资深从业者感受到的堵点也更加突出。这很大程度助长了部分职本“墨守成规”。
◎ 首先是，校企合作存在明显的堵点。
“学校和企业的深度融合，非常困难。”上述河南高职学院院长强调。
企业方面，缺乏利益驱动；学校方面，现有财务制度导致难以灵活用工，针对教师缺乏额外绩效激励措施，促进其投入更多精力参与创业。
或因如此，据研究论文《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可为路向——基于31所职业本科院校质量年报（2023年）的实证分析》：
31所院校中，横向技术服务和非学历培训到账经费在1000万以上的学校仅有13所，且500万以下的有13所，这与“本科学校设置标准”所要求的“横向技术服务与培训年均到账经费1000万元以上（文科专业为主的学校500万元以上）”的要求对比看，仅有14所院校达标，达标率不到一半。
图源：《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及可为路向——基于31所职业本科院校
质量年报（2023年）的实证分析》
“反映了职业本科院校开展横向技术服务的意识不强，与企业合作少或没合作。”论文主要作者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曹玉娜分析道。
◎ 其次是，学校和学生评价体系存在明显的堵点。
基于校企合作不畅，职业教育面向就业，注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目标往往难实现。
所以，多数学校仍然更着眼于拿奖、课题、项目，以逐步增强学校各类资源实力以及扩大招生，以致专业设置易脱离市场需求，不断输出空有学历而缺乏应用能力的毕业生。
比如，高萍提到：“上个礼拜与名校长高级研修班的学员们交流时，他们说我们学校专业，在附近找不到相关企业的岗位。”
据统计，2025年，学前教育、建设工程管理、商务英语、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撤销或停招专业点数量排在前五，最高达1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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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核心在顶层设计
总结来说，尽管“职业本科”这类名目新且好，但配套的针对固有体系的深化改革才是关键，否则可能导致“新瓶装旧酒”的现象。
而什么是深化改革的牛鼻子？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政府认可度高，社会认可度就高。核心还是顶层设计。
比如，常常被视为中国学习对象的德国职教的情况是：德国行业协会而非政府教育部门充当职业教育的主管机关，通过制定职业标准、规范培训内容，促进校企沟通合作，使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相适应。
因此，德国职教老师更多讲技术应用的疑难问题，而非轻松可查的知识点；更注重考核学生的发散性思考能力或者项目成果，而非应试能力。
当职本生涌入职场，猛地发现央国企、考公考编单位及私企“爱搭不理”，这毋庸置疑是缺乏顶层设计的表现。
另一方面，当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职本教育兴起，一大批素质相适应、拥有新式教育理念的职本教师队伍，从何而来？学校内部可以完成自我更新吗？
当高萍们忙着和各类学校谈判德国职教项目得不到理解时（他们只有建议权），一位德国专家意味深长地对她说：
“你们所做的事情，应该是国家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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