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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股配资资讯因为犹太居民的感染率与死亡率均远低于非犹太裔居民

因为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犹太人“自古以来”都是欧洲社会各阶层歧视、憎恨与迫害的对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不仅没有政治权利，并且禁止拥有和买卖土地，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只能从事“上不得台面”的放贷产业。

他们只能居住在偏僻、狭窄的“定居区”内，出门时必须佩戴带有歧视性意味的袖章；一旦社会遭遇危机，他们通常都是最先被放逐、迫害与屠杀的对象。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犹太人在欧洲如此“不受待见”？我查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水火不容”的基督教与犹太教

客观地说，发端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脱胎于犹太教但叛逆于犹太教”的宗教。

为了能在宗教竞争中“后来者居上”，基督教会炮制出了一系列刻意诋毁与攻击犹太教义的言论，并不断将之增补进《新约》当中，成为了后世欧洲人“排犹”的理论源泉。

1）反犹主义的萌芽

巴勒斯坦地处地中海东岸，最早的土著居民可能是腓尼基人。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前后，原本一直居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希伯来人，在族长亚伯拉罕的率领下移居于此并繁衍生息了下来。

据西方史料记载，早在公元前11世纪，大卫王（约前1107—约前1027）率领希伯来人、即古犹太人建立了大一统的以色列王国，并将耶路撒冷设为都城。

可惜好景不长，大约在公元前928年左右，王国分裂为南北两部，并先后被亚述帝国、巴比伦王朝、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征服。

大约在公元前332年前后，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年—前323年）的大军征服了耶路撒冷。待局势日渐稳定后，他在当地推行了一系列“希腊化政策”。

客观地说，马其顿版本的“同化举措”总在体上是比较温和的。可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犹太人拒不买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欧洲境内开始出现了“反犹主义”的萌芽。

2）罗马帝国征服耶路撒冷

公元前63年，巴勒斯坦被罗马军队占领。再度被外敌征服的犹太人，不得不接受着比过往更为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宗教压迫。为了反对罗马帝国的统治，当地爆发了多次“反罗马起义”，但均以失败收场。

公元66年，耶路撒冷境内再度爆发了反抗罗马的大规模起义。4年后，罗马军队彻底攻克了耶路撒冷。出于报复的心理，罗马人不仅将宏伟庄严的第二圣殿付之一炬，还将以七宝烛台为代表的犹太教圣物运抵罗马。

可即便如此，犹太人的抵抗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罗马大军在公元136年再度攻克并彻底摧毁了“圣城”耶路撒冷。

不久，罗马皇帝哈德良（76—138）下令，“所有犹太人不得返回犹太行省和耶路撒冷”。至此，犹太人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圣城与首都。

伴随着基督教国教地位的确立，被迫散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彻底沦为了“异教徒”和“流浪者”。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针对犹太人的歧视与迫害现象，开始变得日趋严重了起来。

3）中古时代的“反犹主义”思潮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所灭，欧洲迎来了“中古时代（476— 1453）”。

在这一期间，欧洲大大陆上相继出现了以西哥特王国、法兰克王国、苏维汇王国、伦巴德王国、盎格鲁撒克逊等为代表的“蛮族国家”。

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各国之间战争不断，但传统的“排犹思想”一直被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实际上，即便在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后（1054），无论是信仰天主教的西欧地区，还是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与斯拉夫地区，“排犹”依然都是“心照不宣的共识”。

尤其是在基督教的神学观念逐渐演化为欧洲各国的文化传统之后，“排犹运动”逐渐升级了一种整个欧洲“喜闻乐见”的社会现象。

根据《圣经》中的说法，“加略人犹大因为三十个银币背叛了耶稣”。因此，“犹太人必须为耶稣之死负责”成为了基督教世界大肆歧视与迫害犹太人的“最正当理由”。

因此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地的基督教会都会在复活节前夕，上演所谓的“基督殉难”剧目，旨在提醒基督徒们“不要忘记这个血仇”。

剧目表演结束后，义愤填膺的观众们不仅会召开“排犹”集会，发表斥责犹太人的演讲，甚至还会“组团”辱骂和殴打犹太人。

等到了十字军东征（1096—1270）时期，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比如在征讨伊斯兰世界之前，十字军通常会先拿身边的“异教徒”犹太人开刀。

他们不仅肆意掠夺犹太人的财产，将他们的居所夷为平地，还会血腥镇压和屠杀“反抗”的犹太人；即便一些人幸免于难，但也不得不接受无家可归的流亡命运。

鉴于基督教与犹太教存在着较大的“教义差异”，因此犹太人会经常遭到基督教会的无端指控。

比如很多反犹主义者认为，犹太教“宿主亵渎”、“血祭”的传统是“不能容忍的”。

所谓“宿主亵渎”，就是指责犹太人使用行贿、偷劫等手段骗取“圣饼”，再借用自己“特有的巫术和道法”“予以亵渎”，旨在使之“失去神力”。

所谓“血祭”，就是有着“排犹思想”的基督教徒们针对犹太人的指控。他们认为，犹太人为了获得“犹太礼仪”中必须的血水，会秘谋杀害以基督教男童为首的非犹太人。

不过话说回来，根据犹太教义，犹太人不能食用“带血的肉类”。因此，“以血祭祖、祭神”的宗教仪式，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由此可见，这些针对犹太人的宗教指控，本质上就是想为迫害、驱逐和屠杀犹太人，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而已。

歧视的外因：经济利益争夺战

如果将“宗教分歧”视为欧洲犹太人与非犹太人“水火不容”的内因，那么经济竞争就是双方“水火不容”的外因。

简单地说，至少在中古时代，基督教徒们尽管对犹太人充满了偏见，但却离不开他们拥有的雄厚资金。

其结果就是，很多以“放贷”为生的犹太商人成为了“贪婪者”与“吝啬鬼”的代名词——《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就是典型的代表。

不过话说回来，犹太人的“放贷者”角色，本质上依然可视为“排犹主义”催生出的产物。

1）从事农业的限制

在中古时代的以“土地分封”为纽带的欧洲封建等级社会当中，犹太人一直处于“局外人”的尴尬境地。

他们无法在各封建制国家内担任官职，不准服兵役，甚至不允许佩戴武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犹太人开始尝试投身农业。

不过，在具体的农业生产环节，他们同样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根据犹太教教义，犹太人不能在星期六，即犹太教的安息日工作；但根据基督教教义，星期天、即基督教的礼拜日是不允许工作的。

其结果就是，“寄居”在基督教世界的犹太人不得不“强制双休”。在生产力水平与生化科技均不发达的中古时代，农业生产对于时间和节令有着极为严苛的要求，可以说一天都耽误不得。因此，一些犹太农民不得不主动“脱离农业”。

另外，犹太教义规定“犹太人不得蓄养犹太人为农奴”。因此，犹太农民们不得不雇佣工资更高且一直供不应求的“自由人”协助劳作。坦诚说，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因此进入9世纪以后，大部分犹太人主动放弃农业生产，开始投身商业和手工业，成为了城市居民。

2）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限制

在10—12世纪的近东与南欧地区，犹太人在印染、丝织、刺绣、金银锻造、玻璃制造等手工业领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比如在埃及和希腊等地，犹太人的染色和刺绣纺织品一直以质地精良而驰名；在南欧地区谋生的犹太工匠们，更是以技艺精湛著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压”了非犹太裔工匠“一头”。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欧洲境内相继涌现了各种手工业协会。

出于挤压犹太工匠的需要，这些协会不仅制定了极为苛刻的行规，还要求新人在入会之前，必须参加带有浓郁“基督教风格”的宣誓仪式。这就意味着，“非主流”的犹太工匠不得不接受失业的命运。

除了手工业之外，犹太人还在商业领域占据着一席之地。

简单地说，在欧洲各地的城镇、集市和贸易市场内，都能看到犹太商人的身影。他们利用散居于各地的优势，成为了沟通不同国家、民族与宗教世界的“信使”。

不过，伴随着十字军东征的结束，欧洲各国与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被打通了。很快，占据着“天时地利”的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商人们，迅速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的商业贸易，犹太商人的优势几乎被尽数摧毁了。

另外，大多数犹太商人的贸易范围被限定在本国境内，甚至一些国家干脆制定了“禁止犹太人经商”的法律。这就意味着，犹太商人的生存空间再度被严重压缩了。

3）放贷产业，无可奈何的选择

经济活动的日渐复杂以及工商业的蓬勃发展，使得货币成为了商业生活里的刚需。根据当时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教义，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是无法从事放贷行业的。

但与前两者不同，犹太教义只是禁止“犹太人之间借贷和取利”，并不反对犹太人向非犹太人借贷。

面对“全面失业”的惨淡局面，一些犹太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放贷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境内出现了大批犹太裔高利贷商人的身影。

坦诚说，“放贷人”是个令人心生厌恶甚至是仇恨的角色——当然，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呢？

于是，“犹太人是经济的攫取者”，“犹太人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寄生虫”等观点成为了欧洲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共识。

进入13世纪以后，基督教会放宽了限制，即“允许基督徒从事金融业”。得益于得天独厚的优势，犹太高利贷迅速淹没在了以基督徒商人主导的银行业浪潮之中。

4）被敲诈勒索的日常

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人不仅在职业发展中备受歧视和排挤，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遭遇到勒索和敲诈的情况。

首先，为了换取一个安身之所，犹太人必须向当地政府缴纳一大笔赋税。

资料显示，他们得缴交名目繁多的人头税、保护税、特别税、通行税、结婚税、生产税、葬礼税甚至祈祷税以及不计其数的规费和捐赠，以换取基督徒统治者恩准居留的许可。

可即便如此，犹太人的财产安全依然得不到十足保证。比如在法国，“犹太人经常被以各种名目起诉，判处高额罚款，或被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直到他们缴纳了巨款后，才被赐予特赦的名义再度召回。”

其次，犹太人拥有的巨额财富，也是各国政府觊觎的“肥羊”。

基于拉拢民心的需要，官方会经常下令犹太商人“免除向基督徒贷款的部分利息”；在12世纪中叶，英国规定犹太人遗产的1/3必须上交给国王金库。

隔阂的日益加深

伴随着犹太人与欧洲主流社会隔阂的日益加深，他们在衣食住行、文化习俗、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独树一帜，对犹太教的虔诚信仰，让欧洲各阶层愈发感到惶恐不安。

更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犹太人一直蒙受着欧洲主流社会的无死角歧视，但依然对《希伯来圣经》中“犹太人才是上帝在万民中独选了特选子民”的说法深信不疑。

因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着强烈的优越感。坦诚说，这种傲慢心态，是基督徒们无法容忍的。

1）黑死病背后的“排犹惨案”

基于宗教、社会和安全等多重因素的考虑，犹太人大多选择聚族而居。可即便如此，每逢社会遭遇动荡时，他们依然会沦为基督徒眼中的“罪恶之源”。

早在13世纪开始，基督教会就以残酷的手段逮捕、拷打、囚禁和杀戮“异端分子”。有学者统计，“在西班牙、葡萄牙异端裁判所存在的三个半世纪中，这两国就有四十万犹太人受到审讯，其中三万人被处死。”

在黑死病大流行时期，因为犹太居民的感染率与死亡率均远低于非犹太裔居民。因此，很多欧洲人愈发坚信，“黑死病是犹太人投毒的产物。”

但需要指出的是，犹太人的低染病率，主要归功于以下几点：

重视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的习俗，在饮食上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

与生俱来的尊重医生的传统让犹太人从医的比例很高，进而使得他们享有更高的医疗保健水平。

犹太人与基督徒接触很少，交叉感染的机会也大大降低了。

犹太人的现状，激起了欧洲各阶层民众的极度嫉恨。不久，他们发动了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对此，欧洲史料这样记录道：

1348年底，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几乎都面临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迫害，结果不是被活活烧死、打死，就是被永久驱逐。

疫情的扩大，使得犹太人的命运变得愈加悲惨，自西班牙、法国南部、瑞士、日耳曼地区到巴伐利亚，约有三百余个犹太人社区被夷为平地。

有学者统计，“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遇害的犹太人合计超过二万名，日耳曼地区也有近万人被杀，波兰边境也有一万多人死于非命；至于被驱逐、遭劫掠的灾情更是无从估计。”

2）针对犹太人的“硬核隔离”

基于“防范犹太人和基督徒互相来往”的需要，基督教会制定了一系列隔离犹太人的举措，其要点如下：

禁止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社交、聘雇、通婚，日常交易甚至要通过特定的管道和手续才能进行。

严格限制犹太教的发展，禁建犹太会堂，杜绝可能危及信仰的一切交流。

为了避免和基督徒接触，犹太人只能居住在指定区域，出门必须穿着佩戴黄色圆环、黄布条等特殊识别标志。一些国家要求“犹太女子出门时，必须在身上系上铃铛”，方便“远远就能识别”。

截至十六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犹太人只能居住在被称为“隔都”的“定居区”内。定居区狭窄偏僻，四周以高墙环绕，大门口由基督徒把守，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开关大门。

就以德意志地区为例，早在16世纪初期：

这里就出现了根本不允许犹太人居住广阔区域，犹太人几乎从所有大城市中绝迹，就连斯特拉斯堡也与奥格斯堡一样，只允许犹太人白天在城市里逗留。”

一到了晚上6时，驱犹号角便从斯特拉斯堡敏斯特教堂的塔楼上吹响，敦促犹太人赶快离开城市。

因为反对罗马教廷在德意志各地大肆兜售赎罪券，神父马丁·路德（1483—1546）于1517年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正式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帷幕。

为了能让这项改革事业在整个欧洲得以贯彻，他发表过曾在当时极为罕见的亲犹言论。

但令马丁·路德没有预料到的是，“宗教改革不仅让基督教阵营陷入分裂，而且似乎出现了一种犹太教复苏的可能性”。

于是，他迅速从“亲犹”转向了“极度仇犹”，并在1543年特意撰写了三篇反犹文章，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犹太人与他们的谎言》。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他提出了对付犹太人的七条恐怖性建议：

其结果就是，“丑化犹太男性”成为了德意志地区的一种普遍现象。

比如在复活节期间，“当地每年都会出现流血的罪恶的犹太人”；在发表于这一时期的医学论文中，犹太人被赋予了“患有痔疮、内心忧郁”的消极形象，犹太男性被定义为“存在身体缺陷、拥有一些女性特征的娘娘腔”。

在“全民排犹”的大背景下，一些犹太人出于生存的考量，选择“主动改宗”。可即便如此，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依然在私底下保持着对犹太教的虔诚信仰。

对此，西班牙人一度将他们蔑称为“马兰内”——在古西班牙语中，“马兰内”直译过来就是‘猪’的意思。

各地的民俗传说、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犹太人形象，几乎都是策划阴谋、制造灾难和散播疾病的“魔鬼”。

在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和艺术作品中，犹太人有时被描写成大母猪，或是有着黑黝黝的面孔、鹰钩鼻、蜷曲的头发，浑身散发着恶臭的味道；在不同的木版画中，犹太人长着魔鬼的尾巴和山羊胡子，骑着一头雄山羊。

近现代的反犹主义思潮

发生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宗教在思想界“一家独大”的地位。因此，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改善。

进入18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各国境内的犹太人陆续取得了平等的公民权。

再加上勤勉、热爱知识与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使得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成为了引人瞩目的科学家、艺术家、医生、律师以及银行家和企业家。一言概之，近代犹太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质的飞跃。

不过话说回来，伴随着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愈演愈烈，欧洲主流社会对犹太人的迫害又以一种新的“排犹主义”面目出现了。简单地说，他们“以种族化、政治化”为噱头，大肆歧视、排挤和迫害犹太人。

1）“种族主义”与新的反犹浪潮

学界普遍认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种族主义”思潮出现于19世纪，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与白人优越论的衍生物。

在欧洲的种族主义者眼中，犹太人、黑人、亚裔等族群都是“劣等种族”，“犹太人更是劣等中的劣等种族”。

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反犹主义”理论，受到了很多启蒙思想家的认同与追捧。

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就是一味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所发表的那些影响深远的“反犹著述”，为出现于19世纪的“反犹主义”思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对此，法国学者萨特（1905—1980）在《反犹太者的画像》中如是写道：

在反犹太者看来，犹太人和基督徒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无论如何绝不相同，对他们（德国的反犹主义者）而言，一个犹太人身体投入水中，就会把水根本弄脏。更准确地说，犹太人呼出的空气，会污染空气。

进入19世纪后半叶，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阶级冲突、经济危机和极端民主主义的泛滥，反犹主义思潮出现了“澎湃之势”。

于是，犹太人独特的文化与道德属性，逐渐成为了反犹主义者们大肆攻击的目标。比如一种观点认为：

行为古怪、性格扭曲的犹太男性，存在着女性化的与病态的特征。因此，他们不仅不适合服兵役，也不应该享有最基本的公民权利。

与此同时，犹太男性的“娘娘腔”气质也成为了大肆抨击的对象。比如一些德国的反犹主义者认为，“犹太人的犯罪率之所以低于德国的平均值，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犹太男性的气质过于阴柔了。”

另外，伴随着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竞争也变得愈发激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坚持认为，“犹太人是一群精明贪婪、古怪自私的吸血鬼”。

在德国的反犹主义者们看来，“犹太这个种族从本质上、历史上、种族上、自然属性上就是一个能力低下、邪恶、不应与之交往、理应受到谴责或迫害的劣等民族，会破坏欧洲雅利安人种社会的纯洁”。

一言概之，欧洲社会一旦出现新的危机，犹太人就会“自动”成为各界“公认”的“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换言之，犹太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转嫁阶级、民族和宗教矛盾的活靶子。

2）“排犹思潮”的政治运动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反犹主义”思潮滋生出了一场大范围的政治运动。最先宣布“给予犹太人平等公民权”的法国，实际上还是最早将“反犹主义”政治化的国家。

很快，欧洲各国境内均掀起了浩浩荡荡的反犹主义运动。比如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反犹主义”一度成为了国家制度。

在19世纪80年代，他们效仿美国的《排华法案》，制订出了专门的排犹法。根据“法案”的规定，犹太人不准拥有土地，不准参加选举，不准进大学读书，还在旅行、求职和结婚等环节被给予了一定的限制。

在沙俄，犹太人的境遇更为悲惨。

1881年3月，“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不久，皇储亚历山大继位，史称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

因为“遇刺案”中有犹太成员涉嫌其中，因此，沙俄境内的“反犹浪潮”空前高涨，各地犹太人遭遇到了灭顶之灾。数据显示，在1881—1884 年间，沙俄境内爆发了多起针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事件。

实际上，亚历山大三世本人就是个坚定的“反犹主义者”。

他曾声称，“看到犹太人受到虐打时，我是感到快乐的”；当顾问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斯策夫神父提出“消灭1/3犹太人、驱逐1/3犹太人和同化1/3犹太人”的疯狂计划时，一度激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1882年，沙俄政府颁布《五月法令》，对犹太人的活动范围、就业、教育、税收等实施了一系列极其严苛的规定。与此同时，犹太人在政府任职的权限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受到了严格限制。

另外，大面积的犹太人居住区被拆除，无家可归的犹太人们被驱逐到了更为边远、生存条件更为恶劣的地区。1891年，沙俄政府甚至颁布了“禁止犹太人在莫斯科定居”的法令。

1894年，尼古拉二世（1868—1918）即位。次年，他颁布了更严苛的反犹法令，一度将犹太人居住区域，压缩在了“沿帝国西部边界划出的50俄里宽的平原上”。

与此同时，一股更加疯狂的“反犹风暴”，在沙俄全境蔓延开来。在政府的默许和纵容下，以“黑色百人团”为首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地炮制了数次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

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各阶层对犹太人的仇恨进一步加剧。简单地说，犹太人的受教育权与不动产被剥夺，绝大多数犹太人开设的工厂被迫关门。另外，在一战期间，至少有45万犹太人被迫编入俄军序列，沦为战争炮灰。

除此之外，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境内，反犹主义思潮同样盛行不衰。犹太人不仅被视为“一切社会弊端最合适的替罪羊”，“无论社会上出现什么样的负面事件，第一责任人一定是犹太人。”

希特勒的疯狂计划

散居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尽管在语言、文化、习俗、宗教等方面受到了居住国家与主体民族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不仅始终未被彻底同化或融合，并逐渐铸就成了一股无形的内聚力。

对此，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我们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像犹太民族一样，历二千年而不改变其内在的特性的吗？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所经的大变，较之犹太民族更甚而且能历万劫而不变故态的吗？

1）为什么希特勒要“灭绝”犹太人？

首先，是“犹太印象”的持续恶化。

一战的惨败，不仅让德国失去了八分之一领土与十分之一人口，为数不多的殖民地也被英法等国尽数瓜分。另外，德国人还要赔付各战胜国合计1320亿马克（约合49.9亿英镑）的赔偿款。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有不少退伍军人、资本家和中产阶层不仅坚持认为，“优秀的德意志民族从未在战场上失败”，还将战败的罪责归咎于“犹太人和左派分子的犯上作乱”。

1919年8月11日，《魏玛宪法》正式生效。新宪法要求，“原则上，男女均有同等之公民权利及义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国犹太人陆续加入到了各级公务员队伍，甚至可以担任部长、市长等高级职务。

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环境的好转从未让犹太人被大众所广泛接受。原因很简单，新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本土男性的根本利益。

更何况，魏玛共和国的统治本身就不稳固。进入20世纪20年代，因为长期的战争消耗和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德国经济濒临崩溃。

截至1922年，国家货币体系几近崩溃，德国马克已经沦为了一文不值的废纸。货币贬值以及衍生的物价飞涨，不仅让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更让中产阶级“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更令德国人感到愤怒的是，一部分犹太商人居然发了一大笔横财。

首先，这些掌握着大量地产、工厂和矿山等固定资产的犹太商人，由于货币贬值，而身家暴增。

其次，由于他们手上一直拥有着大量银行贷款与美元、英镑等信用良好的货币债券。因此，货币贬值不仅让他们轻松还清了所有贷款，还从债券中获利不菲。

于是，德国社会呈现出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状态。一方面，锦衣玉食的犹太商人们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另一方面，德国的老人、退休者、工人和职员们不得不为基本的生计奔走。

很快，犹太人成为了唯利是图、投机倒把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坚信，“德国所遭遇的一切的不幸，都是由犹太人把持的国际金融财团策划的，这些犹太金融寡头利用各种手段掠夺了德国人的财富。”

其次，是希特勒的“个人选择”

与其他“反犹主义者”一样，在希特勒看来，唯利是图的犹太商人“不仅是致使国家与民族道德沦丧的寄生虫，更是让整个国家陷入崩溃的罪魁祸首”：

犹太人本身，绝无什么文化可言。所以，他们精神活动的基础，常常是受他族所供给的。他们的智力，在一切的时期中，都是因为和邻近他们的文明相接触而发展起来的。

可是，犹太人对于他族，那就没有丝毫的贡献了。因为犹太人现在所有的文化，大都是其他民族的东西，并在犹太人的手中败坏了。一言概之，他们是异族的寄生虫。

那么问题来了，希特勒是天生的“反犹主义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当青年希特勒从家乡小镇林茨来到维也纳时，曾经主动购买过几本宣传反犹主义的小册子。与我们的想象截然不同，他在阅读后认为，“这些小册子里面宣传的论调一度使我疑团丛生。因为其中所说的，都是极浅极薄且不合科学的辩论。”

实际上，他在维也纳流浪的几年间，不仅与多个犹太人结为密友，还一度依靠向犹太人兜售自己绘制的维也纳风景水彩画来维持生计。当然，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不可能出现在《我的奋斗》一书当中。

希特勒的“犹太印象”的恶化，首当其冲与德国一战的战败息息相关、

一战爆发后，希特勒加入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第16团与英法联军作战，先后参加了第一次伊普雷战役、索姆河战役、阿拉斯战役和巴斯青达战役。因为作战勇敢，他还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

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希特勒因大腿被炸伤，不得不回国休养。

在归途中，他惊讶地发现，无论在柏林还是慕尼黑，到处都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情绪。对此，他感到相当失望，“因为失利只会是暂时的，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英勇作战，胜利是迟早的事。”

对于这种失败主义情绪，大多数人通常会将之归咎于“长期战争消耗的结果”。不过，希特勒却给出了不同见解。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犹太人惹的祸”。原因很简单，“几乎每个职员都是犹太人，他们不断在后方散布失败的传言蛊惑人心。”

对于德军在战场上连连受挫的原因，他后来在《我的奋斗》中分析指出，“尽管我们有大炮，我们还是不能取胜，因为德国人民无形的敌人比敌人最威猛的大炮还危险”。显然，文中的“无形的敌人”无疑包含着犹太人。

1918年11月，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霍亨索伦王朝覆灭，德国宣布战败。

对于希特勒而言，战败无异于晴天霹雳。原因很简单，“自己的祖国在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的情况下主动投降，简直是不可理喻的。”于是，他再度将战败的“大锅”扣在了犹太人的头上。

伴随着国家经济的持续恶化，他对犹太人的评价也变得愈发尖锐和刻薄。比如他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指出：

对于犹太人而言，我没有什么条件可讲，决定势不两立。因为我知道，他们就是无信义的无耻的恶棍。当他们和德皇握手亲善的时候，另一只手已经在暗中拿起利刃了！

因为商业宰制了全国，所以金钱也就变成了万能了。举国上下，每个人都困为了拜金主义的奴隶，纪律败坏到了这样的地步。

与此同时，他还在书中极力渲染“犹太威胁论”：

如果德国再衰落的话，尽管英国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利益，但是对那总揽国际金融的犹太人是有着大利的。因为垄断金融的犹太民族，显然是与英国的见解相反，他们不仅希望德国在经济上永远衰落，还希望德国在政治上完全成为奴隶。

因为这缘故，犹太人便竭力提倡灭亡德国。犹太人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想摧残德国民族的智力，并竭力借用犹太人所操纵的世界的金融，来摧残德国劳工的势力，作为扩张犹太人征服世界计划的第一步。

用发展的眼光看，一战的惨败，使得德国境内充斥着强烈的反犹情绪。因此，希特勒提出的“反犹主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民意的。

第三，是“反共”和“反犹”思潮的魔幻绑定。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一大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犹太知识精英们，被推上了革命领导人的位置。

比如在新生的苏俄政权的24名元老当中，16个是犹太人；素有“革命之鹰”美誉的德国共运革命家罗莎·卢森堡（1871—1919）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创始人库恩·贝拉（1886—1939）也都是犹太人。

伴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欧洲大陆的广泛传播，一些反犹理论家们敏锐地意识到，“利用资产阶级恐惧共产主义理论的心理，可以有效推动反犹运动”；与此同时，一些反共理论家们也认为，“利用传统的反犹理论，可以有效遏制共产主义的传播。”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共同炮制出了一个所谓的“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概念。其结果就是，以《锡安贤达议事录》为代表的带有强烈反犹色彩的文学著述，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各地传播开来。

另外，以马克思（1818—1883）、费迪南德·拉萨尔（1825—1864）乃至托洛茨基（1879—1940）等为首的众多犹太裔革命家，无一例外都被扣上了“打着共产主义旗帜，为犹太国际阴谋效力的野心家”的帽子。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的反犹思潮迅速向右翼极端势力靠拢，最终与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很快，一种融合了反共、反犹、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纳粹主义”理论，在德国逐渐蔓延开来。

“纳粹主义”一词，极有可能是德国民族主义作家布鲁克（1876—1925）在出版于1923年的著述《第三帝国》中率先提出的。但将这一理论发扬光大的，当属希特勒本人。比如他曾在公开场合宣称：

面对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分崩离析，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意欲征服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大背景下，为了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身为优良种族代表的雅利安人，必须通过一场永久性的革命，彻底消灭犹太人以及马克思主义。

希特勒甚至得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结论：

当德国在政治势力有所进展的时候，商业就有了起色；反之，一旦商人们道德沦丧，只知惟利是图的时候，国家必定再陷入崩溃，进而商业也就跟着衰败了。因此，要想拯救德国和日耳曼民族，必须要先彻底消灭犹太人。

由此可见，当希特勒的政治野心、反马克思与社会主义思潮、对社会不公感到愤愤不平的德国民众、源远流长的“反犹”传统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犹太人悲惨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2）反犹高潮：疯狂的种族灭绝

希特勒上台以后，纳粹政府宣称，“单纯警惕犹太人的外部威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内部保护雅利安民族。”于是，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的婚恋问题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颁布于1935年9月的《德意志血统与荣誉法》中，不仅出现了“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或其同种血统的公民结婚和发生法外婚姻关系”等条例，还规定“违反者将被以种族污染罪行进行起诉”。

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污染”已经不再局限于身体接触，“即便是两性之间的任何友好关系，都会被视为危险行为”。原因很简单，这可能是“企图污染德国种族或侵犯德国荣誉的前奏”。毫不夸张地说，德国犹太人已经被“社会性阉割”了。

苏德战争爆发后，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1941年7月31日，希特勒特别通知希姆莱，要求他“作好一切准备，在欧洲德国势力范围内，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尽快制定出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具体措施。”

希特勒所说的“具体措施”，就是“将所有犹太人关进集中营，使用种种残酷办法将之从肉体上灭绝”。

为了尽快完成这一目标，纳粹政府先后在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克尔姆诺、贝乌泽茨、索比鲍尔、特雷布林卡等不同地区新建或扩建了“专业”的集中营。

1941年6月，接到希特勒指示的希姆莱，命令奥斯威辛集中营建立大型毒气杀人设施。9月3日，这里开启了首次使用毒气杀人的尝试，并在每周“都会做出几次”。从次年6月开始，“差不多每天都用毒气杀人"。

很快，其他集中营内页陆续建立了旨在“灭绝犹太人”的毒气室。

其中，贝乌泽茨集中营共设有6间毒气室，每天最多可以杀害15000人；索比鲍尔集中营，每天最多可以杀害20000人；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共设有13间毒气室，每天可以杀害25000人。

1942年1月20日，围绕“如何高效屠杀27个国家境内的1100万犹太人”这一问题，海德里希召集14个部门高级官员与党卫队军官，在柏林近郊万湖旁的大万湖路56—58号别墅举行了专门会议，即著名的“万湖会议”。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会议全程没有明确提及“大规模谋杀”，但参会的阿道夫·艾希曼（1906—1962）在1960年的以色列审判中表示，“与会人员实际上多次使用了诸如‘消灭’、‘毁灭’等更加直接的字眼。”

资料显示，从1942年6月开始，原本一直居于华沙犹太区内的犹太人被强制遣送到了各大集中营。仅在6—10月间，超过31万的犹太人被强制驱送至不同集中营内集体屠杀。

对此，《以色列周报》在一篇发表于1943年11月的文章中毫不隐讳地指出，“犹太人实际上已经从欧洲大陆上被彻底消灭了。”

进入1944年以后，德军在各条战线上尽显颓势。与此同时，纳粹政府进一步加紧了针对犹太人的屠杀进程。

8—10月间，居于特雷律城犹太区的18402名犹太人被集体送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荷兰境内合计有14万犹太人，其中有接近12万人被送进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后来，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胡斯在接受审判时表示，“奥斯维辛集中营合计杀害了300万人，其中250万被毒气杀死，剩下的50余万人是饿死或病死的；除少数人外，绝大部分都是欧洲境内的犹太人”。

艾希曼也认为，“在二战期间，至少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里面还包括了近100万儿童。”

二战临近尾声时，同盟国军队发现，欧洲境内的犹太人数量，已经从战前的1100万人锐减到了310万人了：

波兰原有350万犹太人只剩下7万余人，罗马尼亚的65万犹太人仅剩下25万人，德国和奥地利的33万犹太人仅有4万人生还，希腊的7万多名犹太人仅1.6万人幸存，乌克兰境内的90万犹太人命赴黄泉，白俄罗斯的24.5万名和俄罗斯的10.7万名犹太人也成为了牺牲品，捷克斯洛伐克的35.6万犹太人仅剩下1.4万。